蒋南青：建立互联可追溯激励机制推动低值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作者：蒋南青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

蒋南青，博士，现担任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北京绿普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官员。从事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推动工作。担任过中欧环境政策和循环经济对话合作伙伴项目专家，WWF国际专家，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世界银行项目、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项目专家。 

一、垃圾回收新体系的构建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大关，但垃圾回收分类体系仍在构建，垃圾废弃物问题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形成鲜明对比。城市生活垃圾处置依然主要依靠填埋和焚烧（生态环境部，2020）。2019年，我国城市人均垃圾产生量排名前10的城市垃圾产生量为200~500kg（图1），垃圾总量达到2.1亿吨。如果这一趋势不加以控制，随着消费的持续增加将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给城市环境管理、气候变化、碳减排等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城市开始全面实施垃圾分类，探索新型垃圾回收体系的构建，能否把握住这个机遇是对整个废弃资源回收处置行业的一次挑战。以前靠拾荒者和市政管理的垃圾回收模式被取代，城市管理者按行政区域进行划分由回收商负责，回收商统一处置回收的可再生资源。这种新模式需要培育更高层次的回收再生价值链，以形成高端的回收再生产品，对于回收企业而言才能获得真正的商业利益。 

二、垃圾回收的奖励方式

在新型垃圾回收系统的构建中，消费者的回收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过去的体系里，消费者并没有参与感，垃圾分类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需要时间和学习的。对于希望回收更多有回收价值的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商来说，需要给予消费者更大的激励，才能有效地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更加积极地参与分类，这也可以降低回收的成本。

随着垃圾分类在各城市的落地，各城市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以鼓励市民积极参与，通常以市政府财政的经济奖励为主。如深圳市在2019-2021年期间，每年安排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补助资金9375万元，其中，各区财政承担6250万元，市财政承担3125万元，其中包括奖励家庭5000户，个人1000人，住宅区500个，奖金额度分别为2000元、1000元、10万元/1000户，每个小区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广州每年有800万元用于奖励单位1000个，家庭2000户，个人3000人，还可以按照广州市有关规定作为来穗人员享受积分制服务的积分。这种财政奖励的对象覆盖面小，且评定标准很难定量，因此不具有普惠性。

对于个人定量的奖励，上海建立了“绿色账户”，可以按不同的回收数量领积分，攒够积分还能兑换礼品。对于可回收垃圾，有关部门也将回收所得转化成为市民垃圾分类的动力。向居民发放“拾尚包”，统一收集可回收物。此外，通过智能回收机，可以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按重量计费。这种绿色账户目前是很多个人普惠机制的形式，以公益方式开展，但是需要消纳积分，很难保证系统运营的可持续性。

在互联网时代，众多智能的回收方式出现，如我们常见的智能回收机。采用智能回收机的出发点是回收塑料瓶、纸、玻璃等可再生资源。这种形式是基于押金制体系从国外传到中国，这对于保证回收材料的可追溯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智能回收机设备本身的高成本以及维持运营的成本问题，在中国很难与其他回收模式相抗衡。中国一直有非正规的拾荒者或个人在从事这一行业，他们的回收成本更低，这就使得智能化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的事物，但在真正运营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更多的下游高附加值再生行业的支撑。

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是二手市场，增加交换减少了垃圾的产生。从当年的跳蚤市场、农夫集市到二手市场，都是一种很好的市场模式。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如闲鱼、爱回收、京东回收等与回收企业合作，消费者在平台进行交易或者免费提供废旧物品，由回收商上门回收，互联平台提供入口。在二手书等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产品上，互联模式已经实现商业模式，但是这些平台只提供入口，而后端的再利用或者再生则与平台无关。

三、低值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大类。不可回收垃圾中以厨余垃圾为主，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比重达到40%~60%，因此，需要在垃圾分类中将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分开。在我国，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体系一直都存在，但与城市垃圾处理属于不同的体系，这是一个市场化的系统，没有政策或者财政的补贴。而且，禁止洋垃圾进口的政策改变了过去利用国外进口废弃塑料加工的方式，促使塑料再生行业必须转向国内建立塑料回收体系，但是成本与之前进口国外分类过的洋垃圾有着很大差别，再加上其他因素，如拾荒者的淘汰，环保成本增加，石油价格下跌，造成再生塑料的成本贵于新料，从而使得再生行业失去商业利润，导致最终利用市场的减少。塑料可回收物由于其低值属性，造成消费者不会在意其回收所带来的回报。互联网上回收的产品基本都是以衣服、家电、书、塑料中饮料瓶和沐浴瓶等较高值物为主，而新兴行业的电商和物流使用后的餐盒、包装袋、快递袋由于很难与内包装物分开，或由于包装的一次性属性，最终去向都是填埋或者焚烧。随着中国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标，由于塑料的原料来自于原油、煤炭或天然气，塑料回收再利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减排领域，一个重5克的塑料袋碳排放量是33克，一个100%全部为再生PET材料的托盘要比新材料的碳足迹减少24%。根据《中国塑料生产年鉴》统计，2019年中国塑料年产量已经突破1亿吨，其中一次性塑料袋的产量大约200万吨，再生减排潜力巨大。 

四、个人绿色行为的奖励机制 

目前对于塑料回收还没有很好的手段来减少塑料的消费，特别是对于一次性塑料，一条常见的路径是使用可降解塑料等替代材料，但目前对于消费者来说，使用可降解塑料实际是增加了成本且不可回收，很难培养消费者养成回收的习惯。在建立消费者绿色回收行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记录个人绿色回收行为，并以碳排放作为量化的标准，形成数字化体系。目前的智能回收系统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突破，随着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个人有可以开设账户，累积记录碳减排量，并计入消费者的账户。在个人行为的奖励方面，来自第三方专业普惠平台与政府和企业合作，给予更多的绿色行为兑换权益和实物奖励，帮助城市、社区和企业实现碳中和及零废弃，从而实现共赢。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需要对消费端行为进行减排量的标准化外，还要对再生资源回收产品制定认证标准，并在供应链中进行可追溯管理，以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低值化原料回收再生已成为现实，可以帮助再生行业向更高端转型。

目前，这种绿色普惠平台模式（图2）已经在四川泸州启动。绿色普惠平台支持泸州环保局联合泸州城管局以及“智慧垃圾分类服务支持方”等，针对市内智能垃圾回收装置和网格员监督两种形式，平台分别通过数据接入、线下扫码完成对用户参与垃圾分类的认证，并与后续的积分发放、奖励领取、公益兑换等形成用户践行环保的记录、激励、教育的全链条闭环，为泸州市全面高质量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城市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创新的关键枢纽。

低值废弃物的回收再生仍然需要全产业链的通力合作，虽然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仍然以政府奖励机制为主，需要寻求更能长期持续运营的商业运作模式。在利用智能数字化互联技术实现可计量的同时，仍需要以政策为指导，如碳中和目标及鼓励自愿性碳交易，给予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更多的财政支持，给予普惠平台更多的运营权益和支持，让各方都有动力积极参与，形成共赢的局面。

本文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团外卖青山计划专项基金”环保顾问团专家视点栏目特约专家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撰写，更多专家观点敬请期待。